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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光辉

字广惠,号梦驴。文物鉴定工作者,书画工作者,佛学研习者。《格古日记》作者。

 
 
 

日志

 
 

韩不热斯基《说民主》点评  

2011-12-30 12:51:26|  分类: 柿油公民絮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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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不热斯基《说民主》点评 

 

释梦驴

 

(括号外原文,括号内是点评)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老衲不认为天鹅绒革命就是最完美的革命,更不认为除了天鹅绒革命就不能有其它形式的革命,所以让韩不热斯基同志的“革命三要素”见鬼去吧!)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韩不热斯基同志的“领袖欲”可能比较强,所以你推己及人,想象中国文人一说革命,就个个都在脑海里 “代入哈维尔的角色”并被自己感动得不行,想象中国文人都像你那样在乎“地位和角色”——你一厢情愿地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中国文人的角色而窃喜,以为你就是文人,并且最懂文人。其实你太不懂中国的文人。“位卑未敢忘忧国”“不容自已之心”——这是真正中国文人(而不是文痞)的心声可能你从来也不曾听过,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内圣自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文人风骨你就更不知其所云了。还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抗节精神、“枕石漱流”的隐逸情怀,在你的“文人”认知中咋地都是阙如?你想象中的中国文人其实是你某一天多喝了几杯,然后站在镜子中看到的那个,这样的文人当然如你所说,除了追求“地位和角色”,除了“领袖情结”外就什么也不是了。)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要说“改革其实是一场和专制讨价还价的过程”,或云“民主其实是一场和专制讨价还价的过程”,老衲还听的懂。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本来就是民主,现在改革怎么成了是与民主讨价还价?难道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是朝着专制去的?韩不热斯基同志在这个逻辑荒谬的句子中竟然点出了现实的真相,也奇了!)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我们天天盼望的,也是你主子承诺的“基层民主”在村和社区——这最低一级的选举都走了二十几年了,还只是迈出了半步:在这一级“准民选”的主任之上还给压个党支书,而同样是这最低一级上,刘萍们、李大眼们的参选还被你主子处处打压,万般刁难,岂敢奢望你说的什么“全国普选”?癞蛤蟆们仅仅要求能自由地吃点草虫蚊子充饥,你就大喊“别指望吃天鹅肉了,你们太贪心了!”)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发生”,没错。但是如果除了暴力革命,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是不是让我们在专制的砧板上引颈?如果统治者不放弃暴力,凭什么要求民众“非暴力”?当批判的武器不起任何作用时,为什么不能运用武器的批判?我们没素质没资格搞优雅的“天鹅绒革命”,难道我们就不能进行草根的“破草席革命”?事实上,革命与否,取决于统治者,而非民众。至于“改良”或“改革”,又何尝不是人民的首选,然而,经历三十年悠长岁月,当“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微言大义被民众破解,当民众早已洞彻伟光正主导下的改革或改良是怎么一回事时,你还在大肆忽悠“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这是低估了民众的智商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智商呢?为什么会有革命的呼声,正是因为老百姓不愿意再被忽悠了。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你是写得“很通俗”了,只怪很多网友的国民素质太低,不解你的微言大义,总误读。)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韩不热斯基同志谆谆告诫国民:你们素质太低,实在太低!会车不能开远光灯都不懂,所以万万不可玩民主,那可是引火烧身啊,是要亡国灭种的。所以别急,反正有生之年,执政者看到你们素质提高了,自然会把民主赐予你们,到时你享用就是了。至于革命,那就更玩不得了。)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这一段东一锤子、西一榔头,文意凌乱,逻辑乱到什么程度!老衲就不点评了。)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既然老百姓倒霉时能从词典里捡些“自由”“民主”之类的词汇来保护自己,而且居然能“应急”,能让“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尝到了甜头,知道了它是个好东西,怎么还舍得扔掉?怎么会不想一辈子拥有它?你怎么说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分明如大旱之望云霓嘛!老衲认为,老百姓恰恰在“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上面与文化界达成共识。如此,你怎么可以说民众和知识分子在自由民主上“分歧和割裂这么大”,并以这个虚假的前提来判断中国不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呢?就算一时不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呢”,那么“差强人意”的革命难道不可以吗?)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小偷到了今天,也有了庞大的人数,还有至少三倍的小偷亲属关系,那么小偷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吗?)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三亿八千万党员及其亲属就是“人民本身”,那之外的十亿人是什么?是奴隶、敌人,还是“专政对象”?现在才知道中国还有十亿人“不是人民”。经您这一点拨,老衲才醒悟原来自己还不是“人民”,看来老衲得尽快争取拿党票,早日成为人民了,否则这亏吃大了。至于说“人民就是体制本身”也很搞笑:人民=制度?这语文怎么学得。)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强盗作恶,只须改变受害者,受害者改变了,就是改变了一切,强盗也变好了?)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韩不热斯基同志“党即人民”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对共产主义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从“工人阶级先锋队”到“党代表人民”(三个呆膘)到“党即人民”,共产主义学说在党的定位上实现了三次重大理论飞跃,因此“党即人民”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的理论亮点在于:“党代表人民”,有时人民不愿被代表;而“党即人民”,则无需代表,党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反党就是反人民。韩不热斯基同志确实是党的当之无愧的理论旗手。)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如果人民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暴君;如果民主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专制)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包括对正义、自由、民主、平等、仁爱等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包括把所有的民众革命者都假想成骗子,把一切民众的革命都假想为骗子行骗。),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 其他方而独大。(包括要确保不能让独裁暴君被消灭,而让屁民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一旦民众强大了,独裁暴君弱小了,我就坚定地站在独裁暴君一边。)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老衲以为,任何无是非观,貌似公平的骑墙者就是一坨搓圆了在跷跷板上滚来滚去的臭狗屎,除了臭不可闻,没有其它价值。任何真正的公平和制衡,都必须以正确的是非观为前提。民主和独裁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本是常识。如果有人认为他呼吸的空气太清新而且花香四溢,应该洒点恶臭的气味来中和;如果他认为自己家里的老鼠蟑螂快要绝迹了,应该想办法让它们繁衍下去而不能让家人独大,则其癖好是否正常实属堪疑。而且这种独家发明的“反向墙头草”的做法,是否适合在正常的人类中推广也是不言而喻的。)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功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老衲以为,好的制度造就高素质的人;高素质的人打造并维护好的制度——此乃互为因果的关系,不存在何者必须为先,何者必须为后的情况。而韩不热斯基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绕来绕去,让人不知所云。)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那是你的看法。),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思维明晰,逻辑严谨,表意清楚,条理分明本乃写论说文的起码要求,通读全篇,韩不热斯基同志在这方面还是有所缺失,并且既然标题是《说民主》,本应扣紧“民主”这个主题,却又大谈革命;而在上一篇《谈革命》中则又时不时丢下革命,去大谈民主。两篇都存在严重跑题现象,实属文不对题。但是该同志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刻,救主心切,难免语无伦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着急表达的意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把握的:即中国国民素质低,不适合马上实行民主,更万万不能革命——暴力革命固然万万不可,哪怕是非暴力革命也万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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